第930章 权力的游戏
开元四年悄然来到。
今年是朝廷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一个正旦,因此在年前,各道郡县的主官便都赶来京城朝集,甚至周边诸藩属也都特使者前来朝贺进贡。
中京洛阳,比往年更加热闹。
这里与两年前秦军刚入城时相比,已经完全变了个样,虽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大业年间的繁华热闹顶峰时,可也已经很有气象。
洛阳城外驻守了北衙的四万八千禁军,分属北衙十二军,从中抽调组成番上宿卫。
除北衙禁军外,还有自南衙十二卫中抽调出来的两万四千人组成的四府,负责京城治安、皇宫宿卫、宫门守卫等。
另外内军的九卫府,也还有七千二百人。
这些驻于中京内外的军队,就达到了近八万人的规模。
此时的洛阳城中,还有大量的少府寺的作坊和内侍省内务府的宫廷作坊,集中了大量的工匠、奴隶等。
加上城中的居民商户,外藩在京者,那些百官和其家眷,还有宫廷人员,整个中京洛阳城内,已经有三十万的人口。
若是把洛阳二十二县的人口全算进来,则达到了惊人的百万之多。
虽大秦设有六京,可如今北方一统后,天下暂时休兵后,皇帝却常驻于中原腹心之地的洛阳,于是天下的财富都往洛阳汇集而来,人口也都往这边流动。
大秦不禁工商,甚至鼓励工商,因为工商税收是如今朝廷的主要财政来源。据民部的最新统计,大秦开元三年,朝廷的盐税收入达到了惊人的一千八百万贯,而茶税达到五百万贯,酒税三百万贯,另外各类矿税也达到二百多万贯,仅专卖之税就有近三千万贯。
而工商税以及边市和港口的市舶税收入也很惊人,仅市舶税就达到了六百多万贯,其中边市的收入占大头,约四百万贯,市舶的贸易关口的税此时还少些,只有二百万贯左右。
而工商税也有八百多万贯。
这在许多大臣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,毕竟隋朝时完全没有工商之税,也不禁矿产。
而大秦立国不过几年,如今还有江南没有完全收复,可一年的这些专卖税、市舶税、工商税等就达到了四千多万贯。
而税务总署还说潜力巨大,盐务局更是说只要时局稳定,那么私盐将被严厉打击控制,到时盐税一年能达到三千万贯左右。
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钱,朝廷才能在这次军改中,推出府兵和禁军结合的新军制,编设了近三十万的北衙常备禁军。
要知道,兵部的预算,禁军养一兵,平均一年得五十贯开销,三十万禁军,一年就得一千五百万打底,还不算军械消耗、马匹耗费这些。
更别说,一旦打仗,军费更大。
反倒是正税的两税,其实去年收入不多。
粮食仅收入三千多万石,绢布两千多万匹。
“当初不少人都认为,这些工商市税和专卖之税,会让天下怨言,可现在只看到一片繁荣热闹,好像对百姓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,反而觉得大家手里似乎都有了点余钱,市场上的商品物资也多了起来。”
洛阳街上。
刚从交趾返回没多久的高士廉能切身的感受到这巨大的变化,当初他离开洛阳被贬往交趾的时候,感受到的是洛阳城的衰弱。
而如今再回来,感受到的却是这个城市的涅槃重生,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。
“陛下治理天下确实有一手,很多时候提出的策略,高屋建瓴,一开始好多人还明白不过来,可用不了多久,便能发现其高明之处。”
骑马与高并行的是他的外甥长孙无忌,“要说这税对百姓其实也有些影响的,比如说盐价是实实在在的涨了,而且涨的不少,但好在盐价虽涨,可朝廷供应齐全,盐质量比过去有加强,百姓倒也能承受的起,毕竟盐一年也吃不了多少,这价格也是公平稳定的。这边买盐多出了钱,但其它方面的各种摊派附加取消,尤其是这个摊丁入亩按亩征税,纳钱代役且直接计入两税,不额外征钱后,普通百姓的负担其实是减轻了许多的。”
过去的租庸调税制,基本上就是以丁为基础的税制,有丁就有租就有调就有庸,管你有没有田产,你均到田是这么多,没均到田也是这么多。
能足额授地的毕竟少数,而绝大多数人均不到田或只均到极少田,这就意味着他们承担的税赋不合理,承担了本身不该承担的重担,生活自然就苦。
而且,百姓最怕的还是役。
一年免费二十天的劳役,得自带干粮,有的时候这二十天还不算在路上的时间,为了去做二十天役,路上可能往返还得一两个月,更有甚至如遇上征辽东这样的大役,服个役运粮得运到自己破产,只能砍手砍脚以求逃避服役。
古人常说,普通百姓之家,若是不遇灾害战事,则辛苦耕作三年,能有一年之积余。可一年之积余,服一场大役,就能折腾光。
现在朝廷不需要百姓服这免费役,而是在每亩田中,再加征了一笔折役钱,朝廷官府遇工程时,再用这钱来雇佣百姓去做工。百姓去做事,则还有工钱,这样不会有损失。
更重要的是,折役钱摊入田亩,就意味着田地越多的人承担的这折役钱越多,普通百姓的负担就变相的减轻了。
“汉朝朝讲究黄老之术,无为而治,信奉中庸之道。这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,尽量不扰民,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,有了汉武之威。我们的皇帝陛下虽年轻,但仅通过这税赋制度,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,朝廷的税赋增加了,但百姓负担却减轻了,真是太神奇了,尤其难得的是,还没有说是直接对富户豪强巧取豪夺,而是通过地税通过商税巧妙的把钱收上来了,还没引起太大怨言,真是难得。”
高士廉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,以前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还能这样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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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朝廷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一个正旦,因此在年前,各道郡县的主官便都赶来京城朝集,甚至周边诸藩属也都特使者前来朝贺进贡。
中京洛阳,比往年更加热闹。
这里与两年前秦军刚入城时相比,已经完全变了个样,虽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大业年间的繁华热闹顶峰时,可也已经很有气象。
洛阳城外驻守了北衙的四万八千禁军,分属北衙十二军,从中抽调组成番上宿卫。
除北衙禁军外,还有自南衙十二卫中抽调出来的两万四千人组成的四府,负责京城治安、皇宫宿卫、宫门守卫等。
另外内军的九卫府,也还有七千二百人。
这些驻于中京内外的军队,就达到了近八万人的规模。
此时的洛阳城中,还有大量的少府寺的作坊和内侍省内务府的宫廷作坊,集中了大量的工匠、奴隶等。
加上城中的居民商户,外藩在京者,那些百官和其家眷,还有宫廷人员,整个中京洛阳城内,已经有三十万的人口。
若是把洛阳二十二县的人口全算进来,则达到了惊人的百万之多。
虽大秦设有六京,可如今北方一统后,天下暂时休兵后,皇帝却常驻于中原腹心之地的洛阳,于是天下的财富都往洛阳汇集而来,人口也都往这边流动。
大秦不禁工商,甚至鼓励工商,因为工商税收是如今朝廷的主要财政来源。据民部的最新统计,大秦开元三年,朝廷的盐税收入达到了惊人的一千八百万贯,而茶税达到五百万贯,酒税三百万贯,另外各类矿税也达到二百多万贯,仅专卖之税就有近三千万贯。
而工商税以及边市和港口的市舶税收入也很惊人,仅市舶税就达到了六百多万贯,其中边市的收入占大头,约四百万贯,市舶的贸易关口的税此时还少些,只有二百万贯左右。
而工商税也有八百多万贯。
这在许多大臣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,毕竟隋朝时完全没有工商之税,也不禁矿产。
而大秦立国不过几年,如今还有江南没有完全收复,可一年的这些专卖税、市舶税、工商税等就达到了四千多万贯。
而税务总署还说潜力巨大,盐务局更是说只要时局稳定,那么私盐将被严厉打击控制,到时盐税一年能达到三千万贯左右。
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钱,朝廷才能在这次军改中,推出府兵和禁军结合的新军制,编设了近三十万的北衙常备禁军。
要知道,兵部的预算,禁军养一兵,平均一年得五十贯开销,三十万禁军,一年就得一千五百万打底,还不算军械消耗、马匹耗费这些。
更别说,一旦打仗,军费更大。
反倒是正税的两税,其实去年收入不多。
粮食仅收入三千多万石,绢布两千多万匹。
“当初不少人都认为,这些工商市税和专卖之税,会让天下怨言,可现在只看到一片繁荣热闹,好像对百姓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,反而觉得大家手里似乎都有了点余钱,市场上的商品物资也多了起来。”
洛阳街上。
刚从交趾返回没多久的高士廉能切身的感受到这巨大的变化,当初他离开洛阳被贬往交趾的时候,感受到的是洛阳城的衰弱。
而如今再回来,感受到的却是这个城市的涅槃重生,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。
“陛下治理天下确实有一手,很多时候提出的策略,高屋建瓴,一开始好多人还明白不过来,可用不了多久,便能发现其高明之处。”
骑马与高并行的是他的外甥长孙无忌,“要说这税对百姓其实也有些影响的,比如说盐价是实实在在的涨了,而且涨的不少,但好在盐价虽涨,可朝廷供应齐全,盐质量比过去有加强,百姓倒也能承受的起,毕竟盐一年也吃不了多少,这价格也是公平稳定的。这边买盐多出了钱,但其它方面的各种摊派附加取消,尤其是这个摊丁入亩按亩征税,纳钱代役且直接计入两税,不额外征钱后,普通百姓的负担其实是减轻了许多的。”
过去的租庸调税制,基本上就是以丁为基础的税制,有丁就有租就有调就有庸,管你有没有田产,你均到田是这么多,没均到田也是这么多。
能足额授地的毕竟少数,而绝大多数人均不到田或只均到极少田,这就意味着他们承担的税赋不合理,承担了本身不该承担的重担,生活自然就苦。
而且,百姓最怕的还是役。
一年免费二十天的劳役,得自带干粮,有的时候这二十天还不算在路上的时间,为了去做二十天役,路上可能往返还得一两个月,更有甚至如遇上征辽东这样的大役,服个役运粮得运到自己破产,只能砍手砍脚以求逃避服役。
古人常说,普通百姓之家,若是不遇灾害战事,则辛苦耕作三年,能有一年之积余。可一年之积余,服一场大役,就能折腾光。
现在朝廷不需要百姓服这免费役,而是在每亩田中,再加征了一笔折役钱,朝廷官府遇工程时,再用这钱来雇佣百姓去做工。百姓去做事,则还有工钱,这样不会有损失。
更重要的是,折役钱摊入田亩,就意味着田地越多的人承担的这折役钱越多,普通百姓的负担就变相的减轻了。
“汉朝朝讲究黄老之术,无为而治,信奉中庸之道。这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,尽量不扰民,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,有了汉武之威。我们的皇帝陛下虽年轻,但仅通过这税赋制度,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,朝廷的税赋增加了,但百姓负担却减轻了,真是太神奇了,尤其难得的是,还没有说是直接对富户豪强巧取豪夺,而是通过地税通过商税巧妙的把钱收上来了,还没引起太大怨言,真是难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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