续7
模块4:天朝的覆灭
人的范围确定之后,就是天和朝廷的问题。
对天的界定,在中国古代,就是比较重要的话题。在近代,则更加麻烦了。
这其中一个主要问题,就是上面提到的,文明性和普世性的问题。
在古代,这其实不是个问题。新石器时代的大混战结束之后,华夏文明就是已知范围内唯一的文明体了。其他文明要么太弱小太落后,要么离得太远,晦涩不明。所以中国的王朝,既是文明型政权,也是普世型政权。
比如之前说过的汉朝,他其实根本不把哪怕波斯这种地方,当作一个对等的文明看。他的意识里只有遥远的罗马,能算一个文明。而且“罗马是文明”这个意识,是通过“罗马像我”来表现的,也就是说,他依然认为,只有自己这一个种类的文明,只不过这类文明同时存在于中原和罗马这两个地方罢了。
在古人认知里,世界的全部叫“天下”,作为天下唯一的文明政权,叫“天朝”。天朝一边掌管文明内部事务,一边对已知世界内的蛮夷进行规范、教化,至少名义上把他们纳入秩序体系。这个时候,朝廷的文明性和普世性是合一的。
但是到了近代,文明性和普世性分离了。
人们发现,自己的文明好像不是唯一的,而且人家的文明也不弱。这样一来,长期使用的“天下”概念,就出问题了。
在之前,历代王朝的许多思想理论,都是以此为基础的。现在这个基础垮了,就理所当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——最简单的,是不是还要坚持朝贡秩序?还要不要坚持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这类理论?这都是巨大的理论问题。
这个时代依然还有诸多普世性的“天”,或者说合法性来源,但这些都不是和华夏文明绑定的了。之前说的各种问题,就都由此出现了。
而麻烦的还不止这些。
中国的文明型合法性,在接下来也被不断冲击。
最直接的问题,是武力不行了。一切文明叙事,最后终归都得靠武力支撑,但中国当时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经过近百年战争,中国最后放弃了天下概念,也放弃了朝贡体系。承认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,承认曾经的藩属与自己平等。这意味着,不但失去了普世性,连本文明的中心地位和对外影响力,都丧失了。
至此,这两个支柱先后崩塌,中国三千年的“天朝”合法性,也随之终结了。
而这个崩塌,又引起了内部的反应。
之前我们说过,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是极其实用主义的。诸子百家的思想,说是哲学,但根本上来说,是治国理念。所以,现实的失败对他们的打击才这么大。
——当面对重大失败的时候,诸子百家是没法用等待弥赛亚或者马赫迪之类的说法,让信徒坚持的。实践失败,就代表自己失去意义了。
在魏晋时期,这种问题已经出了一次,结果是古典时代百家的彻底没落,直到唐宋时期,才借着儒学复兴的名号,重新兴起。而近代,这个情况重演了:华夏文明自己的政治理论无法应对现下的情况。而且,上次还只要面对佛教之类的冲击,这次干脆是倾销一般的景象。
整个事件的结果是,中国自己的文明性也没了……
这个结果,甚至是出乎当年那些领头人的预料的。
举个例子,最早提出“打倒孔家店”口号的易白沙先生,其实学的是黄宗羲、王船山等人的学说,他这个名字,来源于明代岭南的大儒,“白沙先生”陈献章,而陈献章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。而易白沙自己的想法,是把墨家思想挖掘出来,加以现代化,作为思想界的基础。(这个思路其实也是当年显学之一,谭嗣同等人都尝试过的)
然而,孔家店打倒了,墨家却没立起来。
而且不仅孔家店倒了,孔子批臭了,所有后世儒家,包括他学习的王夫之,崇敬的陈献章……全都给批臭了。现在找个人随便一问,中国古代政治思想,都是落后,一问儒家,都是腐朽。
这个事情就很无语。当年最激进的人,都没料到这种情况。
因为清朝之后,所有成事了的势力,用的几乎都是纯外来的合法性。哪怕常凯申这种军阀,都只是拿古代玩意儿装点下门面而已,人家才不搞真礼教呢……这些“传统文化”,提供不了什么帮助,反而牵扯到一大堆老问题。如果一个个去改进、实验,效率实在太低,还不如洋人现成的经好用。
当然,方便归方便,这种外来合法性的麻烦,也随之出现了。
模块5:外来合法性与佛教难题
外来合法性的问题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,首先,是对内。
人的本性,肯定更喜欢自己的文明,尤其是中国这种地方,可能是因为积淀深厚的缘故,对文明的自尊心也是非常强的。有时候,单纯一个出身问题,就能达到一票否决的效果。
比如,佛教在中国传教时,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他的出身——人们认为他是“胡教”。因为这个原因,佛教长期遭到抗拒和抵制。
东汉开始,朝廷不断申明,只准佛教在来华胡人之间传教,不准汉人参与。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十六国时代。
之后环境宽松了些,佛教本身也一直在进行辩解和自我改进。实际上,如果看辩经能力,佛教拥有印度、希腊、中亚等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工具和辩论经验,对当时的儒道之流是降维打击。但不管在哪里,他都没法摆脱这个出身问题。
后世学者总结说,南北朝时,中国本土的理论,真正对佛教有威胁的,就只有两种:一个是神灭论,一个是华夷论。
神灭论流行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,影响范围有限,所以还不算特别严重,而华夷方面的质疑则几乎伴随着传教的全过程。连北魏灭佛的时候,都得给他列举一个“胡神”、“胡经”的罪名。
到宋朝的时候,佛教已经传入中原一千年了,已经非常中国化了,然后宋朝的学者在重建儒家时,一边吸收佛教的思路,一边骂佛教是胡人玩意儿。辽国也一样直白。耶律阿保机建国时,询问大臣,说“受命之君,当事天敬神”,他现在也要举行祭祀,那么祭祀谁更好?大臣们多数信佛,建议他采用佛教。但阿保机拒绝接受,认为“佛非中国教”。最后决定祭祀孔子去了。
他这个逻辑就类似于“我不用外国宗教,因为我是中国人”。但就这一个非常战狼的理由,就把佛教一票否决了。
你看,让中国人接受外来的信仰,难度就这么大……
所以,不是近代人满脑子天朝//上国,不能直接接受西方思想,是整个中国历史,几乎所有时间,人民都满脑子天朝//上国,不能直接接受西方思想。
而且,文明本身的属性,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。你看这都“现代主权国家”多少年了,很多人开口还是“中国、外国”……
这种文明环境下,“你不是中国的”,这就能扣合法性了。
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简称为“佛教难题”。
近代以来,实在找不到好办法,才开始从外国引进工具。作为临时的工具,被大家接受的难度倒不高,但如果想长期使用,就得给大家一个解释。
这种解释的思路,大家应该很熟悉,看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了。
(历史教育的重点在近代,近代的重点在历次改革和革命。毕竟历史就是“祭祀权”的遗存,尤其在中国这种宗教淡薄的地方,历史教育本来就是关乎合法性叙述的。历次改革和革命的过程,其实就是论述本朝合法性的过程。)
这个思路是:历次尝试,都是向“西方”学习,而且越往前,学的越表面,失败的就越彻底;吸取教训之后,越往后,学的就越深入,收益就越大。所以,整个过程,就是从只学技艺、到学习制度、到学习思想……这么一个线性渐进的过程。
这也不是当代人发明的,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思路,当年就有人这么想了。
但这个思路有两个问题。
首先,按照这个论述,学的越深入就越先进,那自然就会有人认为,只学到政治思想制度也不够。
比如,当年洋务派说,要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只学外国技术,不学政治思想制度。这个论述里,对此是批判态度,认为,外国技术本身,是外国政治思想的产物,所以洋务派学的很不彻底,你得连着外国的政治思想一起学,才能学到精髓。
而现在,确实学了外国的政治思想,但依然有人不满意。人家也有理由的,外国的政治思想,来源是什么?是外国的宗教啊。
很多政治思想和制度,是基督教的产物,所以这学的也不彻底,和洋务派,是五十步笑百步。你得连着外国的基督教一起学,才能学到精髓。
——这种想法,现在都经常能看到,因为他就是这种自然而然地进一步推进的产物。
你要说全盘西化是不对的,他就会认为你是老古董,思想守旧……因为这本来就是批判洋务派的思路,他直接搬来的。
想反驳的话,就得证明基督教对中国没用。当然,因为基督教版本太低,对中国确实没啥用,所以这个还是很容易的。而且,也可以论证,基督教和这些政治思想也不是必然关系,这个也是很简单的。
但这样较真起来,就停不下来了。
外国政治思想不见得是基督教产物,那外国技术真的是外国政治思想制度的产物么?这个也是真不好说的啊……但较真到这一步,又回到洋务派定性的问题了,整个论述体系都给你破坏了。
而且,这都是比较温和的。
比如,有人认为,引进西方信仰也不够彻底。想彻底改革,就应该把汉字废除,改成洋人的拼音文字,否则还是保守落后,没法进步。
——现在看着很夸张,但从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后,这都是一个很主流的理论,真有很多人信的。
还有更进一步的,有人认为,引进西方文字也不够彻底。想彻底改革,就应该想办法给中国人换种,换成洋人那样的白种人,否则还是保守落后,没法进步。
——这也是当年有人正儿八经论证的。
而反过来,对外的时候,也会引起各种问题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“波斯难题”,就是个例子。
对中国这个情况来说,也是如此。你说你是学习洋人,但你再懂洋人,也没他自己懂吧。那要不要请洋人来直接指导?
技术上你学习洋人,洋专家更权威;那政治上呢?是不是也要请更权威的洋国师来,然后大家听他的?
这都是当年真的闹出过大问题的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乱七八糟的情况,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思路。
因为……虽然有点怪,但实话说,绝大部分人,哪怕在反对官府的时候,也最多只会用官府教给他的思路。
或者说,学会教科书的思路,就是上智;大概知道教科书的结论,就是中智;拿着别人进一步简化出来的结论直接用,就是下智。而这几种,都算是水平不错的人了……
那么,外来合法性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。
最完美的办法,当然是直接灭掉德国,设置行省、州县。这样马先知就是中国人了,也就不存在外来的问题了。
但现在没有这个战斗力。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理论虽然是外来的,但他的实用性很强,对其他理论是碾压态势。众所周知,中国文化对实用的东西都非常宽容。而只要好用,马先知就不是外人,而是“泰西大儒”,大家也就不管“佛教难题”了。
在这个过程中,把理论逐渐消化,和文明内核对接,乃至融为一体。这样,问题也能解决。
虽然需要拖一些时间,但压力其实也不大。反正现在敌对文明也就会整些烂活了,根本形不成合法性冲击……
这种实用主义思路,同样是到处都能看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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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范围确定之后,就是天和朝廷的问题。
对天的界定,在中国古代,就是比较重要的话题。在近代,则更加麻烦了。
这其中一个主要问题,就是上面提到的,文明性和普世性的问题。
在古代,这其实不是个问题。新石器时代的大混战结束之后,华夏文明就是已知范围内唯一的文明体了。其他文明要么太弱小太落后,要么离得太远,晦涩不明。所以中国的王朝,既是文明型政权,也是普世型政权。
比如之前说过的汉朝,他其实根本不把哪怕波斯这种地方,当作一个对等的文明看。他的意识里只有遥远的罗马,能算一个文明。而且“罗马是文明”这个意识,是通过“罗马像我”来表现的,也就是说,他依然认为,只有自己这一个种类的文明,只不过这类文明同时存在于中原和罗马这两个地方罢了。
在古人认知里,世界的全部叫“天下”,作为天下唯一的文明政权,叫“天朝”。天朝一边掌管文明内部事务,一边对已知世界内的蛮夷进行规范、教化,至少名义上把他们纳入秩序体系。这个时候,朝廷的文明性和普世性是合一的。
但是到了近代,文明性和普世性分离了。
人们发现,自己的文明好像不是唯一的,而且人家的文明也不弱。这样一来,长期使用的“天下”概念,就出问题了。
在之前,历代王朝的许多思想理论,都是以此为基础的。现在这个基础垮了,就理所当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——最简单的,是不是还要坚持朝贡秩序?还要不要坚持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这类理论?这都是巨大的理论问题。
这个时代依然还有诸多普世性的“天”,或者说合法性来源,但这些都不是和华夏文明绑定的了。之前说的各种问题,就都由此出现了。
而麻烦的还不止这些。
中国的文明型合法性,在接下来也被不断冲击。
最直接的问题,是武力不行了。一切文明叙事,最后终归都得靠武力支撑,但中国当时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经过近百年战争,中国最后放弃了天下概念,也放弃了朝贡体系。承认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,承认曾经的藩属与自己平等。这意味着,不但失去了普世性,连本文明的中心地位和对外影响力,都丧失了。
至此,这两个支柱先后崩塌,中国三千年的“天朝”合法性,也随之终结了。
而这个崩塌,又引起了内部的反应。
之前我们说过,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是极其实用主义的。诸子百家的思想,说是哲学,但根本上来说,是治国理念。所以,现实的失败对他们的打击才这么大。
——当面对重大失败的时候,诸子百家是没法用等待弥赛亚或者马赫迪之类的说法,让信徒坚持的。实践失败,就代表自己失去意义了。
在魏晋时期,这种问题已经出了一次,结果是古典时代百家的彻底没落,直到唐宋时期,才借着儒学复兴的名号,重新兴起。而近代,这个情况重演了:华夏文明自己的政治理论无法应对现下的情况。而且,上次还只要面对佛教之类的冲击,这次干脆是倾销一般的景象。
整个事件的结果是,中国自己的文明性也没了……
这个结果,甚至是出乎当年那些领头人的预料的。
举个例子,最早提出“打倒孔家店”口号的易白沙先生,其实学的是黄宗羲、王船山等人的学说,他这个名字,来源于明代岭南的大儒,“白沙先生”陈献章,而陈献章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。而易白沙自己的想法,是把墨家思想挖掘出来,加以现代化,作为思想界的基础。(这个思路其实也是当年显学之一,谭嗣同等人都尝试过的)
然而,孔家店打倒了,墨家却没立起来。
而且不仅孔家店倒了,孔子批臭了,所有后世儒家,包括他学习的王夫之,崇敬的陈献章……全都给批臭了。现在找个人随便一问,中国古代政治思想,都是落后,一问儒家,都是腐朽。
这个事情就很无语。当年最激进的人,都没料到这种情况。
因为清朝之后,所有成事了的势力,用的几乎都是纯外来的合法性。哪怕常凯申这种军阀,都只是拿古代玩意儿装点下门面而已,人家才不搞真礼教呢……这些“传统文化”,提供不了什么帮助,反而牵扯到一大堆老问题。如果一个个去改进、实验,效率实在太低,还不如洋人现成的经好用。
当然,方便归方便,这种外来合法性的麻烦,也随之出现了。
模块5:外来合法性与佛教难题
外来合法性的问题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,首先,是对内。
人的本性,肯定更喜欢自己的文明,尤其是中国这种地方,可能是因为积淀深厚的缘故,对文明的自尊心也是非常强的。有时候,单纯一个出身问题,就能达到一票否决的效果。
比如,佛教在中国传教时,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他的出身——人们认为他是“胡教”。因为这个原因,佛教长期遭到抗拒和抵制。
东汉开始,朝廷不断申明,只准佛教在来华胡人之间传教,不准汉人参与。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十六国时代。
之后环境宽松了些,佛教本身也一直在进行辩解和自我改进。实际上,如果看辩经能力,佛教拥有印度、希腊、中亚等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工具和辩论经验,对当时的儒道之流是降维打击。但不管在哪里,他都没法摆脱这个出身问题。
后世学者总结说,南北朝时,中国本土的理论,真正对佛教有威胁的,就只有两种:一个是神灭论,一个是华夷论。
神灭论流行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,影响范围有限,所以还不算特别严重,而华夷方面的质疑则几乎伴随着传教的全过程。连北魏灭佛的时候,都得给他列举一个“胡神”、“胡经”的罪名。
到宋朝的时候,佛教已经传入中原一千年了,已经非常中国化了,然后宋朝的学者在重建儒家时,一边吸收佛教的思路,一边骂佛教是胡人玩意儿。辽国也一样直白。耶律阿保机建国时,询问大臣,说“受命之君,当事天敬神”,他现在也要举行祭祀,那么祭祀谁更好?大臣们多数信佛,建议他采用佛教。但阿保机拒绝接受,认为“佛非中国教”。最后决定祭祀孔子去了。
他这个逻辑就类似于“我不用外国宗教,因为我是中国人”。但就这一个非常战狼的理由,就把佛教一票否决了。
你看,让中国人接受外来的信仰,难度就这么大……
所以,不是近代人满脑子天朝//上国,不能直接接受西方思想,是整个中国历史,几乎所有时间,人民都满脑子天朝//上国,不能直接接受西方思想。
而且,文明本身的属性,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。你看这都“现代主权国家”多少年了,很多人开口还是“中国、外国”……
这种文明环境下,“你不是中国的”,这就能扣合法性了。
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简称为“佛教难题”。
近代以来,实在找不到好办法,才开始从外国引进工具。作为临时的工具,被大家接受的难度倒不高,但如果想长期使用,就得给大家一个解释。
这种解释的思路,大家应该很熟悉,看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了。
(历史教育的重点在近代,近代的重点在历次改革和革命。毕竟历史就是“祭祀权”的遗存,尤其在中国这种宗教淡薄的地方,历史教育本来就是关乎合法性叙述的。历次改革和革命的过程,其实就是论述本朝合法性的过程。)
这个思路是:历次尝试,都是向“西方”学习,而且越往前,学的越表面,失败的就越彻底;吸取教训之后,越往后,学的就越深入,收益就越大。所以,整个过程,就是从只学技艺、到学习制度、到学习思想……这么一个线性渐进的过程。
这也不是当代人发明的,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思路,当年就有人这么想了。
但这个思路有两个问题。
首先,按照这个论述,学的越深入就越先进,那自然就会有人认为,只学到政治思想制度也不够。
比如,当年洋务派说,要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只学外国技术,不学政治思想制度。这个论述里,对此是批判态度,认为,外国技术本身,是外国政治思想的产物,所以洋务派学的很不彻底,你得连着外国的政治思想一起学,才能学到精髓。
而现在,确实学了外国的政治思想,但依然有人不满意。人家也有理由的,外国的政治思想,来源是什么?是外国的宗教啊。
很多政治思想和制度,是基督教的产物,所以这学的也不彻底,和洋务派,是五十步笑百步。你得连着外国的基督教一起学,才能学到精髓。
——这种想法,现在都经常能看到,因为他就是这种自然而然地进一步推进的产物。
你要说全盘西化是不对的,他就会认为你是老古董,思想守旧……因为这本来就是批判洋务派的思路,他直接搬来的。
想反驳的话,就得证明基督教对中国没用。当然,因为基督教版本太低,对中国确实没啥用,所以这个还是很容易的。而且,也可以论证,基督教和这些政治思想也不是必然关系,这个也是很简单的。
但这样较真起来,就停不下来了。
外国政治思想不见得是基督教产物,那外国技术真的是外国政治思想制度的产物么?这个也是真不好说的啊……但较真到这一步,又回到洋务派定性的问题了,整个论述体系都给你破坏了。
而且,这都是比较温和的。
比如,有人认为,引进西方信仰也不够彻底。想彻底改革,就应该把汉字废除,改成洋人的拼音文字,否则还是保守落后,没法进步。
——现在看着很夸张,但从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后,这都是一个很主流的理论,真有很多人信的。
还有更进一步的,有人认为,引进西方文字也不够彻底。想彻底改革,就应该想办法给中国人换种,换成洋人那样的白种人,否则还是保守落后,没法进步。
——这也是当年有人正儿八经论证的。
而反过来,对外的时候,也会引起各种问题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“波斯难题”,就是个例子。
对中国这个情况来说,也是如此。你说你是学习洋人,但你再懂洋人,也没他自己懂吧。那要不要请洋人来直接指导?
技术上你学习洋人,洋专家更权威;那政治上呢?是不是也要请更权威的洋国师来,然后大家听他的?
这都是当年真的闹出过大问题的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乱七八糟的情况,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思路。
因为……虽然有点怪,但实话说,绝大部分人,哪怕在反对官府的时候,也最多只会用官府教给他的思路。
或者说,学会教科书的思路,就是上智;大概知道教科书的结论,就是中智;拿着别人进一步简化出来的结论直接用,就是下智。而这几种,都算是水平不错的人了……
那么,外来合法性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。
最完美的办法,当然是直接灭掉德国,设置行省、州县。这样马先知就是中国人了,也就不存在外来的问题了。
但现在没有这个战斗力。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理论虽然是外来的,但他的实用性很强,对其他理论是碾压态势。众所周知,中国文化对实用的东西都非常宽容。而只要好用,马先知就不是外人,而是“泰西大儒”,大家也就不管“佛教难题”了。
在这个过程中,把理论逐渐消化,和文明内核对接,乃至融为一体。这样,问题也能解决。
虽然需要拖一些时间,但压力其实也不大。反正现在敌对文明也就会整些烂活了,根本形不成合法性冲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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