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1章 国策
第411章国策
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奉天殿内,姜星火并没有急着解释这几个名词的意思,而是认真看向殿内的高官们。
“任何变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,脱离实际情况去分析总结经验教训,就如同刻舟求剑一般,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。”
“那么请问诸位,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?这两个针对国内市场的法,基础是什么?只有搞明白这两个问题,我们才能以史为鉴,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变革国内商业,还是说继续在国内保持重农抑商的政策.海禁的解除与海外贸易的开放,与国内的商业政策并非是捆绑的,如果没有必要性,那么大明国内完全可以如黄尚书所说,继续保持重农抑商的现行政策。”
姜星火的退步,让黄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或者说,黄福对姜星火如此自信,颇为不解。
【海外贸易】+【重农抑商】的国策组合是否可行?
当然是可行的,对外贸易不代表让国内也充分贸易,虽然有点奇怪,但在短时间内,无疑是能保持住双轨制的。
当然了,如果时间线拉长,那么这种双轨制定然是不可行的,因为海外贸易的充分展开必然会带动国内贸易,到时候重农抑商就维持不下去了。
因此虽然姜星火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让步,但黄福并不觉得姜星火是真的在为了顺利推行变法而做出妥协,反而是某种胸有成竹的表现。
这时候反倒是魏国公徐辉祖开口答道:“王安石变法,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,基础应该是北宋国策,这点臣读史之时,倒是有些心得。”
“喔?”
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这位马上要滚蛋去北边的国公,问道:“魏国公有见解,不妨仔细说说。”
这就是打算让武臣也发言一下了,毕竟刚才都是六部尚书在发言,而在明初这个时间节点上,其实武臣勋贵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话语权,是不弱于、甚至可以说超过文官集团的。
“臣斗胆。”
被皇帝允许后,徐辉祖自然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态度来,毕竟他和朱棣这个妹夫的关系可说不上好
徐辉祖站起身来拱手行礼,随即侃侃而谈:“臣以为,王安石变法的根本,都在于北宋政权推动的‘不立田制’与‘不抑兼并’两大国策。在宋朝以前,便如夏尚书所言,静态的理财术,无非是‘整顿’和‘节流’这两个手段,而其中的‘整顿’,便是清查田亩,调整田制,然而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的两税法制度,国家收税收的是田地的税,而具体某一块田地归谁,国家并不在乎这一点,对于国家来说,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时足额缴税,那么爱归谁归谁正因如此,北宋干脆彻底放开了田地交易的限制,不再确立某种类似于井田制、均田制之类的制度来维持税基,而是完全按田收税,不在乎田地性质和归属。”
“如此一来,田地其实就成了一样商品?”朱棣似乎明白了过来。
“便是如此。”
徐辉祖继续道:“田地成了合法商品,而田地买卖就变得频繁了起来,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,完全地依附于田地,这样一来田地上农作物也跟着开始变成了商品,什么农作物在市场上卖得好,田地的主人就会种植什么,而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础若是在北宋以前,一块田地种什么,经常是几代人都不变的,如果不遭灾,很容易产生储备,北宋以后,农人则经常会考虑更换田地里的农作物,而一旦赔本,下一年购置种子就会捉襟见肘。”
朱棣又get了一个新知识点。
他也读过史书,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与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关系,想都没往哪里想,如今仔细想来倒是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北宋以前就没人搞青苗法?若是说常平仓,但常平仓是直接放粮食调节的,也就是所谓的“贵量减市价粜,遇贱量增市价籴”,并非是以货币形式,也就是“青苗钱”来放贷。
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麦或者水稻的种子,直接放种子就好了,何苦还要让百姓拿着钱再去买小麦和水稻种子呢?
答案自然是随着田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,田地里的农作物开始追求经济利益,不一定都种小麦、水稻等主食了,而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来种植,所以才需要钱来买,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种子。
否则的话,青苗法难道真的是因为北宋就这么倒霉,年年灾害,年年百姓青黄不接,都得向人借钱?
“市易法呢?”
这时候魏国公徐辉祖反而不说话了,曹国公李景隆接过话来:“市易法的根子,其实也在北宋国策上,只不过不是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的国策,而是‘四民皆本’。”
在场一共四名五军都督府的武臣,也是未来的上将们,但显然,上将之间亦有差距。
淇国公丘福和成国公朱能,虽然打仗可能会比曹国公、魏国公厉害,但在其他方面,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了.靖难勋贵里95%都是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实战派,四年前丘福是千户、朱能是副千户,没有靖难这档子事,他俩一辈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,更遑论进五军都督府了。
所以指望他们能有多少文化造诣,那实在是难为人了,这东西对于武臣来说,没有两代人是养不出来的.当然了,如果养出来了,对武臣来说也未必是好事,因为武臣的本职工作就是打仗,而培养文化素质,第二代人或许还能打,到了第三代,基本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毕竟,文武双全也太难为人了。
这种议论国家大政的场合,谁没文化谁尴尬,反正李景隆是不尴尬的。
李景隆继续说道:“所谓四民皆本,便是说古有四民:曰士、曰农、曰工、曰商。士勤于学业,则可以即爵禄;农勤于田亩,则可以聚稼穑;工勤于技巧,则可以易衣食;商勤于贸易,则可以积财货.此四者,皆百姓之本业,自生民以来,未有能易之者也,若能其一,则仰以事父母,俯以育妻子,而终身之事毕矣。”
“北宋取消了过去之前延续了上千年的、对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视,也取消了坊市制度,商人可以在市场里的任意时间进行交易,只要给国家交税就行,这就造成了北宋商业的高度繁华。”
“当然了,为了收税,北宋制定了严格的律法,不允许对商人进行勒索,北宋的商业环境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,不仅有专门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场,而且禁止缺斤短两,每个市场都有统一的度量衡参考,并且官府保护私产。”
这时大皇子朱高炽插话道:“元初有学者马端临曾言:古人之立法,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;宋人之立法,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。”
“那北宋朝廷为了分商贾之利,想来商税一定很重?”三皇子朱高燧也问道。
“非也。”
理财专家、户部尚书夏原吉解答道:“大明是3%,北宋是5%。”
“拉弗曲线。”
半天没说话的姜星火忽然道。
“拉什么弗?”
“拉弗曲线”,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,在姜星火前世,由美国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·拉弗提出,并且作为美伶宗里根的经济顾问,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,里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之一,就是减税这一招,非常管用。
通俗的说,拉弗曲线描绘了国家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,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,提高税率能增加国家税收收入,但超过这一限度时,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.听起来很奇怪,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。
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,使税基减小,税收收入下降;反之,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,扩大税基,税收收入增加。
所以在某些情况下,想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,课以重税并非是一个好选择,相反,降低税率反而会起到刺激经济活跃,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。
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大概解释了一下“拉弗曲线”的道理,让刚才脑子里只有【加税、加税、超级加倍!】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,原来拔毛不是越狠越好,得细水长流。
“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,便是因为北宋的商业足够发达,商人足够多,交易量足够大,就如同青苗法一样,北宋的两条国策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、‘四民皆本’,才是根源所在。”
“大明有这个基础吗?”
答案是显而易见的,当然没有!
田地制度上,大明实行鱼鳞册、黄册的“双册”制度;商业政策上,大明执行严格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。
这两种政策,几乎是与北宋截然相反的。
朱棣问道:“那国师以为,大明同样也要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、‘四民皆本’吗?”
听闻此言,就连一直默默地当隐形人的内阁众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,认真以待。
“不能!”
姜星火严肃地答道:“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变法,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样本,而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,田地制度绝对不能贸然改变!”
听到这句话,内阁众人松了口气,黄福、蹇义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。
鱼鳞册、黄册的“双册”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,但却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,如果这都要改,那显然是天都得塌了。
“姜星火虽不算老成谋国,但这一点倒还稳重。”兵部尚书茹瑺看着姜星火,心头暗暗道。
虽然他是跟着皇帝的态度走的,但茹瑺的心里并不是特别地支持变法,在茹瑺看来,不胡乱折腾就是最好的,如果姜星火连田地制度都打算动,那就是真的动摇国本的事情了,哪怕是茹瑺,也不得不违背皇帝的态度直言劝谏。
听到不动田地制度,朱棣也很满意。
别的都好说,动摇不了国家根本,但田地制度这种东西闹不好,是真的会搞的江山倾覆的.王莽的例子还不够鲜活吗?
“但四民皆本,却是要以加以借鉴的,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了刚才说的第二要务,也就是通过对市场的挖掘来获得经济收入,充分活跃国内市场。”
姜星火顿了顿才继续说道:“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我们的变法,核心目标就是快速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,并且最好是不留隐患地改善.那么天下田地总量有限就意味着农业税有限,大明每年能收上来的农业税是一定的,所以我们要看向商业能为国家提供的税收,也就是国内商税和海外贸易,海外贸易方才已经分析过了,姜某要说的,便是我们如何吸收王安石变法在商业上政策失败的教训,以及王安石到底失败在了哪里,我们要怎么做,才能让商业上的变法成功,从而让国家的财政实现快速增长。”
姜星火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大明财政快速增长,让朱棣有花不完的钱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业,事实上,不知不觉间,姜星火已经把邪龙破壳而出的最重要条件深埋了下来。
“方才说了,王安石的方向是对的,确实要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,国家要用动态的理财术,但王安石选择的路是错的,因为有几样活跃市场的东西他不懂,也就是我所说的产权基础、中央银行、商业钱庄、公司制。”
“产权基础是什么?”朱高煦适时问道。
“商业交易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?”姜星火反问道。
“公平交易?”
“不。”
姜星火摇了摇头,说道:“最重要的条件是——财产私有。”
“如果你的财产随时可能会被剥夺,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,又有什么用的?或许下一瞬间,你的财产就不是伱的了。”
这里要说的是,姜星火最想实现的,当然不是财产私有,而是相反的一条路,但基于目前15世纪的具体时代条件而言,显然是先搞财产私有,把邪龙孵化出来更为靠谱一点,毕竟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嘛。
但是这一点,却并不算出乎意料地引来了一片沉默。
原因也很简单,这一个名义的问题。
从名义上讲,在封建皇权时代,“朕即国家”。
整个大明的一切,从法理层面,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,个人不存在私产。
皇帝一般不会派人冲进你家,把你的家里的财产充公,但皇帝毫无疑问有随时、随地、随意、随人地行使这样权力的法理依据,这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的表现。
如果承认财产私有,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,这是朱棣这个皇帝,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,因为他们的权力,从根本上讲,都源自于皇权。
“臣民名义上财产私有,朕断然不能接受。”
触及到了朱棣的底线,朱棣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:“朕可以接受事实上的财产私有,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不会随意没收臣民的私有财产,以此来支持商业的发展,让大明能重现北宋的财政收入高度,但名义这个口子,是万万不可能开的。”
姜星火倒也没打算一步登天,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会接受,这时候也没什么失望.更何况,这有什么可失望的?只要朝廷能够在事实上保护私有财产,那么有朝一日,这个“名”自然会与“实”相匹配。
不过资产阶层主导的社会大变革,这一天的到来姜星火在第八世注定是看不到了,他只需要跟原本的历史相比,取得一点点突破,让历史的进程加速就可以了。
姜星火跳过了这个话题,继续说道:“除了产权基础,对于商业交易来说,其次重要的就是交易的中间组织,所谓中间组织,包含了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商号组织的公司化,另一方面是信贷组织的专业化。”
这里要说的是,千万不要把“公司”这个词,理解为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。
冷知识:如果没有姜星火的插手,永乐元年再往后推几十年,公司的雏形,也就是康孟达组织就出现了。
所谓康孟达组织,是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,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,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与家族共同经营不同,依照这种契约,一方出资而不参加营业活动,另一方则运用自己的设备条件等从事营业活动,双方按出资数额对盈利进行分配,出资者依出资数额对经营亏损负有限责任,而营业者则负无限责任。
这种共同经营形式,最初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诸城市,盛行于海上贸易,由既想获得利益而又不愿亲身冒险的资产家出资,由航海者向海外运销货物,盈利按出资额分配。亏损时,航海者承担无限责任,资产家只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,后来,这种合伙形式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,最终演变成为隐名合伙(有限合伙)和两合公司(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所组成的公司)。
随后,在永乐元年往后推152年,被称为“血腥玛丽”的英国女皇玛丽一世,特许与俄国公司进行贸易,从而产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,这种类型的公司,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。
嗯,放到大明就是“西天竺公司”了。
所以公司制这种东西,不仅不是什么跨时代的、不符合当下大明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,也并非姜星火的拍脑袋决策,而是实实在在能直接拿过来用的东西。
股份有限公司、有限责任公司、两合公司,这就是纯粹的商业概念,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,即便姜星火不提出来,再过一百多年,西方商人也搞出来了.通讯和制造力水平都是一样的,凭什么西方商人能做到的,大明商人做不到?没有这个道理的。
更何况,如果真说国家的管理水平,还真不要吹西方,大明的官僚体制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但论行政效率,绝对吊打现在的西方诸国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不然呢?近代英国的文官制跟谁学的?
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解释了什么叫做“公司”,以及公司的几种形态后,众人显得非常.平静。
是的,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划时代的创举,只是觉得“哦,国师搞的新玩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,似乎有助于商业的发展,能让商人们开展交易更加清晰、便捷”,也仅此而已了。
而且其中责、权、利的划分,在数千年的商业活动中早就有了类似的概念和雏形,只是没有人提出来这么明确而已,对于众人来说,并非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,说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点事,谁掏钱、谁收益、谁担责任、谁经营,如此而已。
“至于信贷组织的专业化,便是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,以及民间的商业钱庄。”
嗯,听起来有点反常识的是,钱庄的出现,其实比公司制的出现还要晚
钱庄的出现,跟白银流入是有着直接关系的,尤其是嘉隆万三朝时期,海洋走私贸易极为猖獗,大量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,由于当时宝钞已经彻底没人用了,而民间主流使用的铜钱轻重不一且成色各异,并且不仅是铜钱和白银的兑换有需求,铜钱本身的制钱、私钱、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,又时不时地变动,这就必然导致了铜银兑换业的产生.于是就出现了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,称为钱店,又叫钱铺、钱庄、兑店、钱肆。
而到了明末,明匠宗朱由校的时代,钱庄就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,不仅经营兑换铜银,还办接待放款,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,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,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,也就是后来的庄票、银票。
姜星火先介绍了钱庄的概念,由于日本有海量白银储藏的巨型银矿的事情,在大明的高层里并不是什么秘密,所以众人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层。
“这倒是比当铺要先进不少。”朱棣如是评价。
“是这样。”
姜星火微微颔首,随后说道:“当然了,民间的钱庄只是私营的金融组织,而金融和货币,肯定是要由国家主导的,所以中央银行就很有必要了,所谓中央银行,对于目前的大明来说,主要有两项职责,也就是货币发行与货币的发行规划。”
“前者,也就是目前宝钞提举司所负责的宝钞发行,以及宝源局所负责的铜钱铸造的集合体。”
“后者,则是中央银行要成立专业的货币部门,来负责制定宝钞和铜钱这些货币每年的发行量与回笼量。”
这番话让朱棣听得若有所思,他微微颔首:“这么说来,便是要把货币相关的权力集中起来,然后把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权从户部剥离出去?”
“便是如此,货币的归货币,财政的归财政。”
夏原吉的面色并没有什么异常,显然姜星火已经跟他通过气了。
“事实上,王安石变法里,青苗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官府是独立进行放贷的,而且放贷越多,政绩就越好,就越容易获得拔擢,那就必然带来强制性借贷。”
姜星火分析道:“大明如果要对商业政策进行变法,如果想深挖国内商税的潜力,那就必须要构筑基础的中央银行-民间钱庄的货币体系,让货币受控制地流动起来,商业才能发展,要以依靠民间商业自主发展为主,以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控为辅青苗法所缺乏的,就是相关的一整套能够以商业形式运行的货币体系。”
“可惜北宋没有,所以王安石变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国运,几乎把整个江山给赔掉了。”
姜星火轻叹一声,又继续说道:“不过这种事情也难以怪罪,毕竟当初变法主导者王安石能看到动态理财术的方向就已经不错了,桑弘羊等前人也没有给他提供行之有效的新路,所以最后还是走回了静态理财术的老路。”
“哦?”
朱棣的眉头挑了挑,却又追问道:“那依照国师看,大明还要不要重新启动国内的商业贸易呢?如果有了‘四民为本’的理念,有了‘公司制’、‘民间钱庄’、‘中央银行’,大明的财政收入,就能实现跨越式的攀升吗?”
“这个嘛”
尽管姜星火已经打定主意,可在皇帝面前,他依旧装模作样地沉吟片刻,这才摇头说道:“还是要看执行的情况。”
朱棣当然看出了姜星火的意思,他看了一眼夏原吉,又淡淡地问道:“既然拿不准,那国师为何要向朕请命呢?”
“臣不是怕财政收入无法爆发增长,而是怕大明再遭北宋厄运啊”
姜星火苦笑着拱手行礼:“再好的政策、办法,都是要靠人来执行的,北宋王安石变法,当年青苗法虽说从财政收入上取得了巨大成效,给却也给北宋的商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,乃至从根本上损害了北宋的国运,若是陛下只求为国理财,那这四样东西自然是足够给大明国内创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,继而让商税增加的,可政策是否有隐患,还得看执行的官员。”
朱棣挥了挥手:“行政学校的事情,准了。”
“陛下英明神武!”
只要能达到目的,姜星火不介意给大吸血虫说点好听的。
“等等。”
黄福这时候说话了:“国师所剖析的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商业种种政策失败,剖析的是有道理的,提出的解决办法,听起来也算是可行,但这终归是无法验证的事情,大明废除‘重农抑商’的祖制代价何其之大?影响后果何其之深远?陛下还需慎重考虑!”
“不错。”
蹇义这时候也说道:“国师的办法是否可行,总该有个验证,改弦更张也得有个说法。”
朱棣看向两位尚书,问道:“两位尚书的意思是?”
黄福和蹇义对视了一眼,黄福说道:
“海外贸易的事情,臣等已经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,毕竟短中长期,对于大明来说都是有利的,所以解除海禁,臣等不反对.但国内废除‘重农抑商’,重新提‘四民皆本’,一旦朝廷这么提,那就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,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,所以臣等请求陛下,有一段时间的验证期。”
“臣以为这是有必要的。”黄福顿了顿继续说道,“也就是说,可以先尝试‘公司制’、‘民间钱庄’、‘中央银行’,但不能贸然提‘四民皆本’,如果在这段验证期里,大明的财政收入,尤其是商税收入,确实实现了突飞猛进,确实于国有益,可以汲取北宋的高财政收入优势的同时,也没有什么隐患,那么才可以彻底更改‘重农抑商’的祖制。”
朱棣想了想后也觉得可行,黄福的提议是老成谋国之见,毕竟“士农工商”的排序,其实是大明社会阶层的排序,如果重新提北宋的“四民皆本”,那么必然会导致百姓思想混乱,不拿出足够的理由或者说一个能交代的说法,是不行的。
“黄、蹇二位尚书老成谋国,朕觉得可行,国师以为呢?”
朱棣还是帮了姜星火一把,这个试验期的时间和标准,让姜星火自己定。
“一年,到永乐二年的今天,国内商税起码折合白银210万两。”
嗯,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个数据,那就是去年大明财政收入折合白银是680万两,其中商税是35万两,姜星火的意思就是,一年的时间,财政收入里面的商税收入,将飙升到接近洪武三十五财政收入的接近三分之一,同时是洪武三十五年商税的6倍之多!
这个数字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北宋大约折合白银760万两每年惊人的商税,但也足够服众了。
只要姜星火能做到商税爆发式增长,能给朝廷搞来钱,那么想必没人会再聒噪什么,即便有,永乐帝也会一巴掌拍死。
——那可都是朕的钱!
至于怎么搞,那您别管,别管我是搞复古的盐茶专卖,还是新潮的玻璃香水,只要能靠专项商品收入+普通商品商税收入搞来210万两,那就是我赢。
“一年时间,210万两商税,可以吗?二位尚书。”
“臣等无异议。”
“陛下英明。”
听完朱棣的话,几名尚书齐声附和。
朱棣点了点头,脸上浮起欣慰之色,对朱高炽吩咐道:“你去拟旨吧。”
“是,父皇。”
朱高炽领命,转身离开座位,前往早已备好的书案,执笔书写。
片刻之后,当圣旨拟好,朱高炽将它送至朱棣面前,恭敬地递到父皇的手上。
朱棣展开,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,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:“诸位爱卿今日辛苦了,而今日的这篇廷论(廷辩内容),就由夏尚书负责撰写吧。”
“谢陛下恩典。”
夏原吉躬身答道。
“好了,都散了吧。”
朱棣微微颔首,随即离开了御座前,迈步走向奉天殿的殿门。
今天的廷论已经落下帷幕,剩余的事情就由几位尚书大人去安排了。
至此,姜星火终于算是艰难地点出了【重商主义】+【海外贸易】的国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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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奉天殿内,姜星火并没有急着解释这几个名词的意思,而是认真看向殿内的高官们。
“任何变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,脱离实际情况去分析总结经验教训,就如同刻舟求剑一般,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。”
“那么请问诸位,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?这两个针对国内市场的法,基础是什么?只有搞明白这两个问题,我们才能以史为鉴,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变革国内商业,还是说继续在国内保持重农抑商的政策.海禁的解除与海外贸易的开放,与国内的商业政策并非是捆绑的,如果没有必要性,那么大明国内完全可以如黄尚书所说,继续保持重农抑商的现行政策。”
姜星火的退步,让黄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或者说,黄福对姜星火如此自信,颇为不解。
【海外贸易】+【重农抑商】的国策组合是否可行?
当然是可行的,对外贸易不代表让国内也充分贸易,虽然有点奇怪,但在短时间内,无疑是能保持住双轨制的。
当然了,如果时间线拉长,那么这种双轨制定然是不可行的,因为海外贸易的充分展开必然会带动国内贸易,到时候重农抑商就维持不下去了。
因此虽然姜星火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让步,但黄福并不觉得姜星火是真的在为了顺利推行变法而做出妥协,反而是某种胸有成竹的表现。
这时候反倒是魏国公徐辉祖开口答道:“王安石变法,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,基础应该是北宋国策,这点臣读史之时,倒是有些心得。”
“喔?”
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这位马上要滚蛋去北边的国公,问道:“魏国公有见解,不妨仔细说说。”
这就是打算让武臣也发言一下了,毕竟刚才都是六部尚书在发言,而在明初这个时间节点上,其实武臣勋贵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话语权,是不弱于、甚至可以说超过文官集团的。
“臣斗胆。”
被皇帝允许后,徐辉祖自然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态度来,毕竟他和朱棣这个妹夫的关系可说不上好
徐辉祖站起身来拱手行礼,随即侃侃而谈:“臣以为,王安石变法的根本,都在于北宋政权推动的‘不立田制’与‘不抑兼并’两大国策。在宋朝以前,便如夏尚书所言,静态的理财术,无非是‘整顿’和‘节流’这两个手段,而其中的‘整顿’,便是清查田亩,调整田制,然而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的两税法制度,国家收税收的是田地的税,而具体某一块田地归谁,国家并不在乎这一点,对于国家来说,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时足额缴税,那么爱归谁归谁正因如此,北宋干脆彻底放开了田地交易的限制,不再确立某种类似于井田制、均田制之类的制度来维持税基,而是完全按田收税,不在乎田地性质和归属。”
“如此一来,田地其实就成了一样商品?”朱棣似乎明白了过来。
“便是如此。”
徐辉祖继续道:“田地成了合法商品,而田地买卖就变得频繁了起来,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,完全地依附于田地,这样一来田地上农作物也跟着开始变成了商品,什么农作物在市场上卖得好,田地的主人就会种植什么,而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础若是在北宋以前,一块田地种什么,经常是几代人都不变的,如果不遭灾,很容易产生储备,北宋以后,农人则经常会考虑更换田地里的农作物,而一旦赔本,下一年购置种子就会捉襟见肘。”
朱棣又get了一个新知识点。
他也读过史书,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与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关系,想都没往哪里想,如今仔细想来倒是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北宋以前就没人搞青苗法?若是说常平仓,但常平仓是直接放粮食调节的,也就是所谓的“贵量减市价粜,遇贱量增市价籴”,并非是以货币形式,也就是“青苗钱”来放贷。
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麦或者水稻的种子,直接放种子就好了,何苦还要让百姓拿着钱再去买小麦和水稻种子呢?
答案自然是随着田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,田地里的农作物开始追求经济利益,不一定都种小麦、水稻等主食了,而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来种植,所以才需要钱来买,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种子。
否则的话,青苗法难道真的是因为北宋就这么倒霉,年年灾害,年年百姓青黄不接,都得向人借钱?
“市易法呢?”
这时候魏国公徐辉祖反而不说话了,曹国公李景隆接过话来:“市易法的根子,其实也在北宋国策上,只不过不是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的国策,而是‘四民皆本’。”
在场一共四名五军都督府的武臣,也是未来的上将们,但显然,上将之间亦有差距。
淇国公丘福和成国公朱能,虽然打仗可能会比曹国公、魏国公厉害,但在其他方面,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了.靖难勋贵里95%都是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实战派,四年前丘福是千户、朱能是副千户,没有靖难这档子事,他俩一辈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,更遑论进五军都督府了。
所以指望他们能有多少文化造诣,那实在是难为人了,这东西对于武臣来说,没有两代人是养不出来的.当然了,如果养出来了,对武臣来说也未必是好事,因为武臣的本职工作就是打仗,而培养文化素质,第二代人或许还能打,到了第三代,基本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毕竟,文武双全也太难为人了。
这种议论国家大政的场合,谁没文化谁尴尬,反正李景隆是不尴尬的。
李景隆继续说道:“所谓四民皆本,便是说古有四民:曰士、曰农、曰工、曰商。士勤于学业,则可以即爵禄;农勤于田亩,则可以聚稼穑;工勤于技巧,则可以易衣食;商勤于贸易,则可以积财货.此四者,皆百姓之本业,自生民以来,未有能易之者也,若能其一,则仰以事父母,俯以育妻子,而终身之事毕矣。”
“北宋取消了过去之前延续了上千年的、对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视,也取消了坊市制度,商人可以在市场里的任意时间进行交易,只要给国家交税就行,这就造成了北宋商业的高度繁华。”
“当然了,为了收税,北宋制定了严格的律法,不允许对商人进行勒索,北宋的商业环境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,不仅有专门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场,而且禁止缺斤短两,每个市场都有统一的度量衡参考,并且官府保护私产。”
这时大皇子朱高炽插话道:“元初有学者马端临曾言:古人之立法,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;宋人之立法,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。”
“那北宋朝廷为了分商贾之利,想来商税一定很重?”三皇子朱高燧也问道。
“非也。”
理财专家、户部尚书夏原吉解答道:“大明是3%,北宋是5%。”
“拉弗曲线。”
半天没说话的姜星火忽然道。
“拉什么弗?”
“拉弗曲线”,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,在姜星火前世,由美国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·拉弗提出,并且作为美伶宗里根的经济顾问,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,里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之一,就是减税这一招,非常管用。
通俗的说,拉弗曲线描绘了国家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,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,提高税率能增加国家税收收入,但超过这一限度时,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.听起来很奇怪,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。
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,使税基减小,税收收入下降;反之,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,扩大税基,税收收入增加。
所以在某些情况下,想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,课以重税并非是一个好选择,相反,降低税率反而会起到刺激经济活跃,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。
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大概解释了一下“拉弗曲线”的道理,让刚才脑子里只有【加税、加税、超级加倍!】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,原来拔毛不是越狠越好,得细水长流。
“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,便是因为北宋的商业足够发达,商人足够多,交易量足够大,就如同青苗法一样,北宋的两条国策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、‘四民皆本’,才是根源所在。”
“大明有这个基础吗?”
答案是显而易见的,当然没有!
田地制度上,大明实行鱼鳞册、黄册的“双册”制度;商业政策上,大明执行严格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。
这两种政策,几乎是与北宋截然相反的。
朱棣问道:“那国师以为,大明同样也要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、‘四民皆本’吗?”
听闻此言,就连一直默默地当隐形人的内阁众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,认真以待。
“不能!”
姜星火严肃地答道:“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变法,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样本,而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,田地制度绝对不能贸然改变!”
听到这句话,内阁众人松了口气,黄福、蹇义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。
鱼鳞册、黄册的“双册”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,但却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,如果这都要改,那显然是天都得塌了。
“姜星火虽不算老成谋国,但这一点倒还稳重。”兵部尚书茹瑺看着姜星火,心头暗暗道。
虽然他是跟着皇帝的态度走的,但茹瑺的心里并不是特别地支持变法,在茹瑺看来,不胡乱折腾就是最好的,如果姜星火连田地制度都打算动,那就是真的动摇国本的事情了,哪怕是茹瑺,也不得不违背皇帝的态度直言劝谏。
听到不动田地制度,朱棣也很满意。
别的都好说,动摇不了国家根本,但田地制度这种东西闹不好,是真的会搞的江山倾覆的.王莽的例子还不够鲜活吗?
“但四民皆本,却是要以加以借鉴的,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了刚才说的第二要务,也就是通过对市场的挖掘来获得经济收入,充分活跃国内市场。”
姜星火顿了顿才继续说道:“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我们的变法,核心目标就是快速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,并且最好是不留隐患地改善.那么天下田地总量有限就意味着农业税有限,大明每年能收上来的农业税是一定的,所以我们要看向商业能为国家提供的税收,也就是国内商税和海外贸易,海外贸易方才已经分析过了,姜某要说的,便是我们如何吸收王安石变法在商业上政策失败的教训,以及王安石到底失败在了哪里,我们要怎么做,才能让商业上的变法成功,从而让国家的财政实现快速增长。”
姜星火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大明财政快速增长,让朱棣有花不完的钱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业,事实上,不知不觉间,姜星火已经把邪龙破壳而出的最重要条件深埋了下来。
“方才说了,王安石的方向是对的,确实要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,国家要用动态的理财术,但王安石选择的路是错的,因为有几样活跃市场的东西他不懂,也就是我所说的产权基础、中央银行、商业钱庄、公司制。”
“产权基础是什么?”朱高煦适时问道。
“商业交易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?”姜星火反问道。
“公平交易?”
“不。”
姜星火摇了摇头,说道:“最重要的条件是——财产私有。”
“如果你的财产随时可能会被剥夺,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,又有什么用的?或许下一瞬间,你的财产就不是伱的了。”
这里要说的是,姜星火最想实现的,当然不是财产私有,而是相反的一条路,但基于目前15世纪的具体时代条件而言,显然是先搞财产私有,把邪龙孵化出来更为靠谱一点,毕竟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嘛。
但是这一点,却并不算出乎意料地引来了一片沉默。
原因也很简单,这一个名义的问题。
从名义上讲,在封建皇权时代,“朕即国家”。
整个大明的一切,从法理层面,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,个人不存在私产。
皇帝一般不会派人冲进你家,把你的家里的财产充公,但皇帝毫无疑问有随时、随地、随意、随人地行使这样权力的法理依据,这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的表现。
如果承认财产私有,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,这是朱棣这个皇帝,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,因为他们的权力,从根本上讲,都源自于皇权。
“臣民名义上财产私有,朕断然不能接受。”
触及到了朱棣的底线,朱棣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:“朕可以接受事实上的财产私有,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不会随意没收臣民的私有财产,以此来支持商业的发展,让大明能重现北宋的财政收入高度,但名义这个口子,是万万不可能开的。”
姜星火倒也没打算一步登天,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会接受,这时候也没什么失望.更何况,这有什么可失望的?只要朝廷能够在事实上保护私有财产,那么有朝一日,这个“名”自然会与“实”相匹配。
不过资产阶层主导的社会大变革,这一天的到来姜星火在第八世注定是看不到了,他只需要跟原本的历史相比,取得一点点突破,让历史的进程加速就可以了。
姜星火跳过了这个话题,继续说道:“除了产权基础,对于商业交易来说,其次重要的就是交易的中间组织,所谓中间组织,包含了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商号组织的公司化,另一方面是信贷组织的专业化。”
这里要说的是,千万不要把“公司”这个词,理解为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。
冷知识:如果没有姜星火的插手,永乐元年再往后推几十年,公司的雏形,也就是康孟达组织就出现了。
所谓康孟达组织,是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,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,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与家族共同经营不同,依照这种契约,一方出资而不参加营业活动,另一方则运用自己的设备条件等从事营业活动,双方按出资数额对盈利进行分配,出资者依出资数额对经营亏损负有限责任,而营业者则负无限责任。
这种共同经营形式,最初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诸城市,盛行于海上贸易,由既想获得利益而又不愿亲身冒险的资产家出资,由航海者向海外运销货物,盈利按出资额分配。亏损时,航海者承担无限责任,资产家只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,后来,这种合伙形式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,最终演变成为隐名合伙(有限合伙)和两合公司(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所组成的公司)。
随后,在永乐元年往后推152年,被称为“血腥玛丽”的英国女皇玛丽一世,特许与俄国公司进行贸易,从而产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,这种类型的公司,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。
嗯,放到大明就是“西天竺公司”了。
所以公司制这种东西,不仅不是什么跨时代的、不符合当下大明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,也并非姜星火的拍脑袋决策,而是实实在在能直接拿过来用的东西。
股份有限公司、有限责任公司、两合公司,这就是纯粹的商业概念,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,即便姜星火不提出来,再过一百多年,西方商人也搞出来了.通讯和制造力水平都是一样的,凭什么西方商人能做到的,大明商人做不到?没有这个道理的。
更何况,如果真说国家的管理水平,还真不要吹西方,大明的官僚体制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但论行政效率,绝对吊打现在的西方诸国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不然呢?近代英国的文官制跟谁学的?
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解释了什么叫做“公司”,以及公司的几种形态后,众人显得非常.平静。
是的,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划时代的创举,只是觉得“哦,国师搞的新玩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,似乎有助于商业的发展,能让商人们开展交易更加清晰、便捷”,也仅此而已了。
而且其中责、权、利的划分,在数千年的商业活动中早就有了类似的概念和雏形,只是没有人提出来这么明确而已,对于众人来说,并非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,说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点事,谁掏钱、谁收益、谁担责任、谁经营,如此而已。
“至于信贷组织的专业化,便是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,以及民间的商业钱庄。”
嗯,听起来有点反常识的是,钱庄的出现,其实比公司制的出现还要晚
钱庄的出现,跟白银流入是有着直接关系的,尤其是嘉隆万三朝时期,海洋走私贸易极为猖獗,大量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,由于当时宝钞已经彻底没人用了,而民间主流使用的铜钱轻重不一且成色各异,并且不仅是铜钱和白银的兑换有需求,铜钱本身的制钱、私钱、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,又时不时地变动,这就必然导致了铜银兑换业的产生.于是就出现了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,称为钱店,又叫钱铺、钱庄、兑店、钱肆。
而到了明末,明匠宗朱由校的时代,钱庄就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,不仅经营兑换铜银,还办接待放款,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,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,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,也就是后来的庄票、银票。
姜星火先介绍了钱庄的概念,由于日本有海量白银储藏的巨型银矿的事情,在大明的高层里并不是什么秘密,所以众人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层。
“这倒是比当铺要先进不少。”朱棣如是评价。
“是这样。”
姜星火微微颔首,随后说道:“当然了,民间的钱庄只是私营的金融组织,而金融和货币,肯定是要由国家主导的,所以中央银行就很有必要了,所谓中央银行,对于目前的大明来说,主要有两项职责,也就是货币发行与货币的发行规划。”
“前者,也就是目前宝钞提举司所负责的宝钞发行,以及宝源局所负责的铜钱铸造的集合体。”
“后者,则是中央银行要成立专业的货币部门,来负责制定宝钞和铜钱这些货币每年的发行量与回笼量。”
这番话让朱棣听得若有所思,他微微颔首:“这么说来,便是要把货币相关的权力集中起来,然后把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权从户部剥离出去?”
“便是如此,货币的归货币,财政的归财政。”
夏原吉的面色并没有什么异常,显然姜星火已经跟他通过气了。
“事实上,王安石变法里,青苗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官府是独立进行放贷的,而且放贷越多,政绩就越好,就越容易获得拔擢,那就必然带来强制性借贷。”
姜星火分析道:“大明如果要对商业政策进行变法,如果想深挖国内商税的潜力,那就必须要构筑基础的中央银行-民间钱庄的货币体系,让货币受控制地流动起来,商业才能发展,要以依靠民间商业自主发展为主,以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控为辅青苗法所缺乏的,就是相关的一整套能够以商业形式运行的货币体系。”
“可惜北宋没有,所以王安石变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国运,几乎把整个江山给赔掉了。”
姜星火轻叹一声,又继续说道:“不过这种事情也难以怪罪,毕竟当初变法主导者王安石能看到动态理财术的方向就已经不错了,桑弘羊等前人也没有给他提供行之有效的新路,所以最后还是走回了静态理财术的老路。”
“哦?”
朱棣的眉头挑了挑,却又追问道:“那依照国师看,大明还要不要重新启动国内的商业贸易呢?如果有了‘四民为本’的理念,有了‘公司制’、‘民间钱庄’、‘中央银行’,大明的财政收入,就能实现跨越式的攀升吗?”
“这个嘛”
尽管姜星火已经打定主意,可在皇帝面前,他依旧装模作样地沉吟片刻,这才摇头说道:“还是要看执行的情况。”
朱棣当然看出了姜星火的意思,他看了一眼夏原吉,又淡淡地问道:“既然拿不准,那国师为何要向朕请命呢?”
“臣不是怕财政收入无法爆发增长,而是怕大明再遭北宋厄运啊”
姜星火苦笑着拱手行礼:“再好的政策、办法,都是要靠人来执行的,北宋王安石变法,当年青苗法虽说从财政收入上取得了巨大成效,给却也给北宋的商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,乃至从根本上损害了北宋的国运,若是陛下只求为国理财,那这四样东西自然是足够给大明国内创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,继而让商税增加的,可政策是否有隐患,还得看执行的官员。”
朱棣挥了挥手:“行政学校的事情,准了。”
“陛下英明神武!”
只要能达到目的,姜星火不介意给大吸血虫说点好听的。
“等等。”
黄福这时候说话了:“国师所剖析的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商业种种政策失败,剖析的是有道理的,提出的解决办法,听起来也算是可行,但这终归是无法验证的事情,大明废除‘重农抑商’的祖制代价何其之大?影响后果何其之深远?陛下还需慎重考虑!”
“不错。”
蹇义这时候也说道:“国师的办法是否可行,总该有个验证,改弦更张也得有个说法。”
朱棣看向两位尚书,问道:“两位尚书的意思是?”
黄福和蹇义对视了一眼,黄福说道:
“海外贸易的事情,臣等已经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,毕竟短中长期,对于大明来说都是有利的,所以解除海禁,臣等不反对.但国内废除‘重农抑商’,重新提‘四民皆本’,一旦朝廷这么提,那就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,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,所以臣等请求陛下,有一段时间的验证期。”
“臣以为这是有必要的。”黄福顿了顿继续说道,“也就是说,可以先尝试‘公司制’、‘民间钱庄’、‘中央银行’,但不能贸然提‘四民皆本’,如果在这段验证期里,大明的财政收入,尤其是商税收入,确实实现了突飞猛进,确实于国有益,可以汲取北宋的高财政收入优势的同时,也没有什么隐患,那么才可以彻底更改‘重农抑商’的祖制。”
朱棣想了想后也觉得可行,黄福的提议是老成谋国之见,毕竟“士农工商”的排序,其实是大明社会阶层的排序,如果重新提北宋的“四民皆本”,那么必然会导致百姓思想混乱,不拿出足够的理由或者说一个能交代的说法,是不行的。
“黄、蹇二位尚书老成谋国,朕觉得可行,国师以为呢?”
朱棣还是帮了姜星火一把,这个试验期的时间和标准,让姜星火自己定。
“一年,到永乐二年的今天,国内商税起码折合白银210万两。”
嗯,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个数据,那就是去年大明财政收入折合白银是680万两,其中商税是35万两,姜星火的意思就是,一年的时间,财政收入里面的商税收入,将飙升到接近洪武三十五财政收入的接近三分之一,同时是洪武三十五年商税的6倍之多!
这个数字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北宋大约折合白银760万两每年惊人的商税,但也足够服众了。
只要姜星火能做到商税爆发式增长,能给朝廷搞来钱,那么想必没人会再聒噪什么,即便有,永乐帝也会一巴掌拍死。
——那可都是朕的钱!
至于怎么搞,那您别管,别管我是搞复古的盐茶专卖,还是新潮的玻璃香水,只要能靠专项商品收入+普通商品商税收入搞来210万两,那就是我赢。
“一年时间,210万两商税,可以吗?二位尚书。”
“臣等无异议。”
“陛下英明。”
听完朱棣的话,几名尚书齐声附和。
朱棣点了点头,脸上浮起欣慰之色,对朱高炽吩咐道:“你去拟旨吧。”
“是,父皇。”
朱高炽领命,转身离开座位,前往早已备好的书案,执笔书写。
片刻之后,当圣旨拟好,朱高炽将它送至朱棣面前,恭敬地递到父皇的手上。
朱棣展开,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,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:“诸位爱卿今日辛苦了,而今日的这篇廷论(廷辩内容),就由夏尚书负责撰写吧。”
“谢陛下恩典。”
夏原吉躬身答道。
“好了,都散了吧。”
朱棣微微颔首,随即离开了御座前,迈步走向奉天殿的殿门。
今天的廷论已经落下帷幕,剩余的事情就由几位尚书大人去安排了。
至此,姜星火终于算是艰难地点出了【重商主义】+【海外贸易】的国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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