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人民服务[快穿] 第303节
田蓝赶紧点头答应,催促他道:“上校,这个事儿不能耽搁,你们得赶紧解决。他也太惨了点。”
王上校同样唏嘘,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雨。类似的事情他看多了。当初他在大连海军学校求学的时候,就有相同背景的老师遭遇了差不多的命运。
那位老师因为受刺激过度,完全疯了,拿螺丝刀在儿子脑袋上扎了6个洞。人家五口人原本依靠他工作养活,结果可想而知。
1978年开始平反的时候,他去看望过那位老师。
当初那位学识渊博,幽默风趣又废寝忘食工作的老师,已经变成了一个呆呆的,日常生活都必须得靠家人照顾的精神病人。
命运的残酷,由此可见一斑。
王上校叹了口气,点头道:“我们会尽快调查的,争取早日还他一个清白。”
他并不相信所谓的“反革.命”的罪名。
当初搞三返五返时,并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随意。相反的,人证物证都列得十分详细。
后来反.右扩大化之后,甚至给各个单位下达必须得有多少名老右的指标,情况才迅速恶化。不少人都是被莫须有的罪名,甚至是仅仅发了几句牢骚,就戴上了那顶沉重的帽子。
泼脏水简单,几句话的事,可要想恢复清白,就成了痴人说梦。因为脱了帽子,依然是脱帽老右。类似于出狱的犯人,还是犯了最令人不齿的那种罪名的犯人,永远会被社会歧视。等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时候,作为最大恶极的5类分子,他们首当其冲是被折磨的对象。
看看白峰现在的模样,就能想象他这么多年的遭遇究竟有多悲惨。
陈立恒和顾成刚先带白峰去洗澡。不把身上洗干净了,他这样根本进不了宿舍楼。
田蓝和方秀英帮不上忙,索性先回去看电视,继续自己的翻译记录工作。
一直到晚上九点半,她俩看时候不早了,这才收拾东西回宿舍。结果还没到宿舍楼下,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,一堆人跑来跑去,嘴里大喊着:“赶紧送医院。”
田蓝瞧见陈立恒奔跑的身影,他背上还趴着个人。
她有心想问对方怎么回事,却明白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时间回答。
研究所的车子开过来了,陈立恒直接带着病人跟车跑了。
剩下田蓝赶紧询问其他人:“到底怎么回事啊?”
大家都跑得气喘吁吁,惊魂未定,说话也结结巴巴:“不,不知道,好像自杀了。”
田蓝和方秀英都吓了一跳,怎么会自杀呢?研究所都已经答应要替他平反。陈立恒他们带他去洗澡的时候,他看上去也不像是要寻死啊。
可大家伙儿知道的事情还没她俩多呢,对于她俩的追问,大家都摇头。
两人没办法,只能先回宿舍。
田蓝原本还想等陈立恒回来,结果到三更半夜她睡着了,也没见人影子。
直到第二天早上,她起床刷完牙,正要洗脸的时候,才看见陈立恒胡子拉碴的回来。
这人毛发重,胡子一天不刮就跟土匪似的。
她赶紧追问:“到底怎么回事啊?”
陈立恒摇头,情绪低落:“我也说不清楚,大概是犯病了。他应该不是第1次自杀了,昨晚洗澡的时候,我就发现他脖子上有勒痕,陈旧伤,很可能也是像这回一样拿铁丝勒的。”
白峰的身体十分糟糕,这次一住院,查出了一堆毛病,什么心脏病高血压不说,还有肝炎。也许他是因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,才想不开要自杀的。
田蓝伸手摸了摸丈夫的脸,柔声安慰他:“先洗脸刷牙,好好睡一觉吧。既然研究所已经答应管这事儿,肯定不会半路撂挑子。”
陈立恒点点头,也不逞强:“行,那我先补个觉。”
白峰现在又找不到家人,后面少不得要他们多费心。
他俩对研究所的信任没有错付,王上校等人的确积极调查的情况。
1956年,白峰被判入狱十年,但还有三个月就刑满释放的时候,因为突然间要抓的人变多了,监狱放不下这么多人,他又被送去了劳改农场,在那里接受再教育。
当时白峰以为自己终于获得了新生,遭遇的一切要结束了。结果后面的际遇让他深刻地明白了先前的一切不过是毛毛雨罢了。
运动来了,他曾经的国.民.党官兵身份让他成了农场最底层的人。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,欺负他的妻子和儿女。
农场甚至有条极左的规定,因为他是右.派,所以他的子女不允许上中学。小学毕业之后,就必须离开学校。
妻子觉得这样不行,想跟农场的领导求情,却遭受了侮辱。后来那位领导被另一派打倒的时候,这件事捅了出来。他的妻子又成了人们口中的破鞋,最后不堪屈辱,投水自尽了。
而他的一双儿女,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跟家庭划开了界限,批.斗的父亲的时候,永远是最积极的存在。
可即便这样,他们依然不被革命小将们认可,那些人嫌弃他们不够坚决不够彻底。
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,他们积极投身到武.斗中,生命永远定格在15和16岁的年华。
从那以后,白峰就彻底疯了。有的时候他自言自语,有的时候他大喊大叫,有的时候他痛哭流涕,有的时候他哈哈大笑。
但他是个文疯子,连发病的时候都只伤害自己,从来没攻击过别人。
所有人都说他傻,既然都已经疯了,为什么不宰了那些欺负他和他家人的畜生?
可这个疯子心心念念的不是复仇,而是要证明一个清白。他人生所有的不幸,是从这个清白丧失开始的。
就算他疯了,他依然坚信,如果不是被扣上了□□的帽子,他和他的家人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。
可谁又会给一个无儿无女无家人的疯子平反呢?就算不给他平反,谁又能找他们的麻烦呢?
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,谁也没管白峰的事。
纵然如王上校这种见多了人间悲欢离合的人,在看到厚厚的卷宗记录后,依然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,甚至感觉言语苍白,没有任何字眼能够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绪。
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,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,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,然后再度保证:“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,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。”
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,不约而同道:“他不能回研究所吗?”
田蓝继续说下去:“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,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,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。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。”
否则,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,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。
第152章八零知青不回城
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,摘掉他头上那顶右.派的帽子,彻底为他平反,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。
否则,名不正言不顺。
但在80年代初,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。首先你得有指标,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。
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,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;单一个转人的理由,就实在够呛。
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,但凡是个人,还活着,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。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。
白峰的确专业出身,但他已经疯了。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?
田蓝急了:“他是怎么疯的?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。他为什么会发疯?归根到底,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.派帽子吗?”
王上校有一说一:“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,还给大家上课呢。”
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.派并不多,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.派分子。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,大约是怕这些右.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,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。
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。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,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。在那个年代,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。
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,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。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,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,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。
明明他们响应号召,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,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,反党反人民了。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?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?
就这样,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。先开始是这几个右.派分子,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,他又多了其他狱友。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,有小偷,有贪污犯,甚至还有杀人犯。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。
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,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,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,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。
王上校认真地强调:“这些证言都能证明,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.派,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。妻离子散,孤家寡人,彻底摧毁了他。”
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。
人果然是生物啊,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,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,能推诿就推诿。
到了这个时候,还要在“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”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。
她扯了扯嘴角,认真道:“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,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.派的吧。”
王上校头痛:“田蓝同志,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,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。白峰同志的遭遇,我们都非常同情,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。”
“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。”
“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?他的组织关系不在……”
田蓝摇头,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:“您误会我的意思了,我是说,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,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?他的妻子被人侮辱,他的儿女死于武斗。强.奸是重罪,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。白峰是疯了,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。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,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?”
王上校目瞪口呆,下意识地强调:“这要怎么讨公道?田蓝同志,你要明白,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,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。”
“恩怨不能两清,功过无法相抵。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。况且,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?尤其是强.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。我想我们公.产.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.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。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。恰恰相反,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,抗美援朝阶段,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。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,我们都能释放善意。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,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?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,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。”
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,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:“这个事情很复杂,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。”
“那又怎样?”田蓝反问,“他是因为强.奸妇女被打倒的吗?他被打倒以后,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?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,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,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。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,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,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。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,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,只要你站对了队伍,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?”
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,怎么肆无忌惮,什么话都敢说。
但他又没办法说她是错的,有些道理谁都懂,但是大家都不敢说。
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,哪个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?谁知道自己会因为某句不经意的话被扣上什么帽子,然后遭遇自己无法承受的厄运。
也只有少年啊,对未来满是憧憬,不问利益得失,非得分一个对错的少年,才会如此咄咄逼人。
王上校看着面前年轻人光洁的面庞,到底还是咽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斥责。谁能说戳穿了皇帝新装的小孩是错误的呢。
他最终只说了一句:“你们好好看电视学习吧。”
方秀英旁观了全场,直到离开领导办公室,回了他们日常学习的小活动室,她才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自己的同伴:“你胆子也太大了,这些话怎么能说?”
田蓝反问:“如果这些都成了禁忌的话,那么又和运动阶段有什么区别?所有人都知道那场运动是错误的,所有人都在批判它。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,那就是耻辱。假如仅仅是换了一群人换了句口号,谁也没真正认识到究竟错在哪里,甚至不认为谁犯了错误,不过是倒霉,站错了队而已。这难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吗?”
方秀英苦笑,直接喊停: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,你家老九这些年是怎么过的,你不知道吗?我们还只是老右子女而已。”
田蓝默默地盯着电视机,久久未语。直到一堂课结束,她才开了口:“外国有个思想家卡尔·波普尔曾经说过,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,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,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。为了掩饰这一点,他们会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.命意识形态,充分利用它,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,并不断得到加强;同时,这样的手段也能作为‘精神鸦片’来麻痹无知的民众。你赞同这种说法吗?”
方秀英心惊肉跳,下意识地东张西望。她觉得兰花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,今天简直发疯了,净说些大逆不道的话。她真是好日子过久了,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样。
田蓝自言自语道:“我认为他是错的,社会会进步,而且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。1945年,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,曾经问过毛主席,□□人能否跳出国家兴衰的周期率。毛主席回答他,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,我们已经找到新路,这条新路,就是民.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我想这就是答案。这些年来,我们遭遇的风雨走过的弯路,都是因为没能贯彻这一点。”
方秀英陷入了沉默,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,提醒她道:“我们继续学习吧。我对政治没兴趣,它太可怕了。”
田蓝苦笑:“可是政治关系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我们永远无法和它分割。人民永远不能放弃监督的权利,否则就是在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。我们这个国家,这个民族,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关心国家大事,关心政治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国,我们有义务有权利去关注它。这大概才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真正法宝。”
话说完了,她没有再为难方秀英,而是主动提出,“我们继续学习吧。”
方秀英告诫她:“你以后小心点,别再冒险了。祸从口出,这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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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上校同样唏嘘,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雨。类似的事情他看多了。当初他在大连海军学校求学的时候,就有相同背景的老师遭遇了差不多的命运。
那位老师因为受刺激过度,完全疯了,拿螺丝刀在儿子脑袋上扎了6个洞。人家五口人原本依靠他工作养活,结果可想而知。
1978年开始平反的时候,他去看望过那位老师。
当初那位学识渊博,幽默风趣又废寝忘食工作的老师,已经变成了一个呆呆的,日常生活都必须得靠家人照顾的精神病人。
命运的残酷,由此可见一斑。
王上校叹了口气,点头道:“我们会尽快调查的,争取早日还他一个清白。”
他并不相信所谓的“反革.命”的罪名。
当初搞三返五返时,并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随意。相反的,人证物证都列得十分详细。
后来反.右扩大化之后,甚至给各个单位下达必须得有多少名老右的指标,情况才迅速恶化。不少人都是被莫须有的罪名,甚至是仅仅发了几句牢骚,就戴上了那顶沉重的帽子。
泼脏水简单,几句话的事,可要想恢复清白,就成了痴人说梦。因为脱了帽子,依然是脱帽老右。类似于出狱的犯人,还是犯了最令人不齿的那种罪名的犯人,永远会被社会歧视。等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时候,作为最大恶极的5类分子,他们首当其冲是被折磨的对象。
看看白峰现在的模样,就能想象他这么多年的遭遇究竟有多悲惨。
陈立恒和顾成刚先带白峰去洗澡。不把身上洗干净了,他这样根本进不了宿舍楼。
田蓝和方秀英帮不上忙,索性先回去看电视,继续自己的翻译记录工作。
一直到晚上九点半,她俩看时候不早了,这才收拾东西回宿舍。结果还没到宿舍楼下,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,一堆人跑来跑去,嘴里大喊着:“赶紧送医院。”
田蓝瞧见陈立恒奔跑的身影,他背上还趴着个人。
她有心想问对方怎么回事,却明白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时间回答。
研究所的车子开过来了,陈立恒直接带着病人跟车跑了。
剩下田蓝赶紧询问其他人:“到底怎么回事啊?”
大家都跑得气喘吁吁,惊魂未定,说话也结结巴巴:“不,不知道,好像自杀了。”
田蓝和方秀英都吓了一跳,怎么会自杀呢?研究所都已经答应要替他平反。陈立恒他们带他去洗澡的时候,他看上去也不像是要寻死啊。
可大家伙儿知道的事情还没她俩多呢,对于她俩的追问,大家都摇头。
两人没办法,只能先回宿舍。
田蓝原本还想等陈立恒回来,结果到三更半夜她睡着了,也没见人影子。
直到第二天早上,她起床刷完牙,正要洗脸的时候,才看见陈立恒胡子拉碴的回来。
这人毛发重,胡子一天不刮就跟土匪似的。
她赶紧追问:“到底怎么回事啊?”
陈立恒摇头,情绪低落:“我也说不清楚,大概是犯病了。他应该不是第1次自杀了,昨晚洗澡的时候,我就发现他脖子上有勒痕,陈旧伤,很可能也是像这回一样拿铁丝勒的。”
白峰的身体十分糟糕,这次一住院,查出了一堆毛病,什么心脏病高血压不说,还有肝炎。也许他是因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,才想不开要自杀的。
田蓝伸手摸了摸丈夫的脸,柔声安慰他:“先洗脸刷牙,好好睡一觉吧。既然研究所已经答应管这事儿,肯定不会半路撂挑子。”
陈立恒点点头,也不逞强:“行,那我先补个觉。”
白峰现在又找不到家人,后面少不得要他们多费心。
他俩对研究所的信任没有错付,王上校等人的确积极调查的情况。
1956年,白峰被判入狱十年,但还有三个月就刑满释放的时候,因为突然间要抓的人变多了,监狱放不下这么多人,他又被送去了劳改农场,在那里接受再教育。
当时白峰以为自己终于获得了新生,遭遇的一切要结束了。结果后面的际遇让他深刻地明白了先前的一切不过是毛毛雨罢了。
运动来了,他曾经的国.民.党官兵身份让他成了农场最底层的人。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,欺负他的妻子和儿女。
农场甚至有条极左的规定,因为他是右.派,所以他的子女不允许上中学。小学毕业之后,就必须离开学校。
妻子觉得这样不行,想跟农场的领导求情,却遭受了侮辱。后来那位领导被另一派打倒的时候,这件事捅了出来。他的妻子又成了人们口中的破鞋,最后不堪屈辱,投水自尽了。
而他的一双儿女,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跟家庭划开了界限,批.斗的父亲的时候,永远是最积极的存在。
可即便这样,他们依然不被革命小将们认可,那些人嫌弃他们不够坚决不够彻底。
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,他们积极投身到武.斗中,生命永远定格在15和16岁的年华。
从那以后,白峰就彻底疯了。有的时候他自言自语,有的时候他大喊大叫,有的时候他痛哭流涕,有的时候他哈哈大笑。
但他是个文疯子,连发病的时候都只伤害自己,从来没攻击过别人。
所有人都说他傻,既然都已经疯了,为什么不宰了那些欺负他和他家人的畜生?
可这个疯子心心念念的不是复仇,而是要证明一个清白。他人生所有的不幸,是从这个清白丧失开始的。
就算他疯了,他依然坚信,如果不是被扣上了□□的帽子,他和他的家人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。
可谁又会给一个无儿无女无家人的疯子平反呢?就算不给他平反,谁又能找他们的麻烦呢?
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,谁也没管白峰的事。
纵然如王上校这种见多了人间悲欢离合的人,在看到厚厚的卷宗记录后,依然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,甚至感觉言语苍白,没有任何字眼能够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绪。
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,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,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,然后再度保证:“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,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。”
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,不约而同道:“他不能回研究所吗?”
田蓝继续说下去:“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,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,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。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。”
否则,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,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。
第152章八零知青不回城
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,摘掉他头上那顶右.派的帽子,彻底为他平反,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。
否则,名不正言不顺。
但在80年代初,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。首先你得有指标,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。
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,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;单一个转人的理由,就实在够呛。
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,但凡是个人,还活着,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。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。
白峰的确专业出身,但他已经疯了。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?
田蓝急了:“他是怎么疯的?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。他为什么会发疯?归根到底,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.派帽子吗?”
王上校有一说一:“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,还给大家上课呢。”
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.派并不多,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.派分子。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,大约是怕这些右.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,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。
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。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,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。在那个年代,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。
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,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。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,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,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。
明明他们响应号召,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,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,反党反人民了。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?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?
就这样,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。先开始是这几个右.派分子,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,他又多了其他狱友。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,有小偷,有贪污犯,甚至还有杀人犯。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。
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,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,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,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。
王上校认真地强调:“这些证言都能证明,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.派,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。妻离子散,孤家寡人,彻底摧毁了他。”
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。
人果然是生物啊,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,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,能推诿就推诿。
到了这个时候,还要在“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”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。
她扯了扯嘴角,认真道:“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,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.派的吧。”
王上校头痛:“田蓝同志,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,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。白峰同志的遭遇,我们都非常同情,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。”
“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。”
“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?他的组织关系不在……”
田蓝摇头,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:“您误会我的意思了,我是说,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,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?他的妻子被人侮辱,他的儿女死于武斗。强.奸是重罪,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。白峰是疯了,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。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,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?”
王上校目瞪口呆,下意识地强调:“这要怎么讨公道?田蓝同志,你要明白,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,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。”
“恩怨不能两清,功过无法相抵。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。况且,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?尤其是强.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。我想我们公.产.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.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。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。恰恰相反,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,抗美援朝阶段,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。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,我们都能释放善意。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,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?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,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。”
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,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:“这个事情很复杂,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。”
“那又怎样?”田蓝反问,“他是因为强.奸妇女被打倒的吗?他被打倒以后,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?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,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,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。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,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,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。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,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,只要你站对了队伍,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?”
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,怎么肆无忌惮,什么话都敢说。
但他又没办法说她是错的,有些道理谁都懂,但是大家都不敢说。
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,哪个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?谁知道自己会因为某句不经意的话被扣上什么帽子,然后遭遇自己无法承受的厄运。
也只有少年啊,对未来满是憧憬,不问利益得失,非得分一个对错的少年,才会如此咄咄逼人。
王上校看着面前年轻人光洁的面庞,到底还是咽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斥责。谁能说戳穿了皇帝新装的小孩是错误的呢。
他最终只说了一句:“你们好好看电视学习吧。”
方秀英旁观了全场,直到离开领导办公室,回了他们日常学习的小活动室,她才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自己的同伴:“你胆子也太大了,这些话怎么能说?”
田蓝反问:“如果这些都成了禁忌的话,那么又和运动阶段有什么区别?所有人都知道那场运动是错误的,所有人都在批判它。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,那就是耻辱。假如仅仅是换了一群人换了句口号,谁也没真正认识到究竟错在哪里,甚至不认为谁犯了错误,不过是倒霉,站错了队而已。这难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吗?”
方秀英苦笑,直接喊停: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,你家老九这些年是怎么过的,你不知道吗?我们还只是老右子女而已。”
田蓝默默地盯着电视机,久久未语。直到一堂课结束,她才开了口:“外国有个思想家卡尔·波普尔曾经说过,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,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,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。为了掩饰这一点,他们会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.命意识形态,充分利用它,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,并不断得到加强;同时,这样的手段也能作为‘精神鸦片’来麻痹无知的民众。你赞同这种说法吗?”
方秀英心惊肉跳,下意识地东张西望。她觉得兰花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,今天简直发疯了,净说些大逆不道的话。她真是好日子过久了,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样。
田蓝自言自语道:“我认为他是错的,社会会进步,而且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。1945年,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,曾经问过毛主席,□□人能否跳出国家兴衰的周期率。毛主席回答他,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,我们已经找到新路,这条新路,就是民.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我想这就是答案。这些年来,我们遭遇的风雨走过的弯路,都是因为没能贯彻这一点。”
方秀英陷入了沉默,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,提醒她道:“我们继续学习吧。我对政治没兴趣,它太可怕了。”
田蓝苦笑:“可是政治关系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我们永远无法和它分割。人民永远不能放弃监督的权利,否则就是在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。我们这个国家,这个民族,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关心国家大事,关心政治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国,我们有义务有权利去关注它。这大概才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真正法宝。”
话说完了,她没有再为难方秀英,而是主动提出,“我们继续学习吧。”
方秀英告诫她:“你以后小心点,别再冒险了。祸从口出,这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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